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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学员苏州毕业实习后感之五

发布时间:2004-06-25     点击数:15932     发布作者:MPA中心
“亲商”政府与“亲民”政府

周末一班 金梅

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这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这是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认定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城市”;这是以全国0.09%的国土面积和0.45%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4%的GDP、2.1%的财政收入、7.5%的外贸进出口总额, 12.7%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城市――苏州。一座古老与现代、民族与国际完美结合的城市,一座散发着迷人魅力的城市。

苏州有着绝佳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基础设施,悠久而深厚的文化遗产,辐射国内庞大市场的能力,完备的工业体系,素质良好的人才资源,最重要的是苏州有一个开明的政治环境,有各级政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的推动力。苏州市政府提出要建立一个“亲商”的政府,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从思想观念、管理体制、行为方式上根本转变,确立经济绩效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苏州的“亲商”政府,为外商提供最满意、最优质、最快捷的服务,处处为其着想,已经吸引了世界500强企业中的84家落户苏州。今年是我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合作建立的苏州工业园建园10周年。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是苏州建立 “亲商”政府最具代表性的体现。他们拥有:快捷的一站式审批服务,周到的投资咨询服务,定期的政府走访客户,最少的政府收费项目,最快的货物通关速度,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良好的金融服务功能。在苏州工业园里,不仅有规划整齐的厂房,绿树掩映的科研院所,更有宽敞的道路、开阔的绿地、宁静的住宅小区,间或走过一两个推着婴儿车的老外。这里正被国际资本看成投资的天堂,外商最愿意工作生活的地方。

从苏州积极倡导建立 “亲商”政府,不禁让人联想到“嘉禾暴力拆迁”事件中的嘉禾县政府。从表面上看,这个政府也是一个“亲商”政府。嘉禾县政府领导曾对全县发出这样的口号:“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谁赶走了我们的企业,我们就赶走谁”。也许嘉禾县政府的初衷是想改善经济环境,试图打造一种“亲商、安商、富商”的“人文环境”,但是却走向了一个极端。政府对于投资商的帮助被升格为政府直接出头替投资商“搞掂”。据有关调查,在嘉禾县原标准地价应该是每平米方808元,但政府 “亲商”的结果是,实际以每平方米30元转让给了开发商。一个大的房地产建设项目,国家税收要达千万以上,但是嘉禾政府“亲商”的结果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税收包干征收50万元。然而对老百姓呢,“亲商”的政府却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政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权利被抛弃了,优化经济环境的初衷被严重扭曲。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有权人”(政府)和“有钱人”(商人)在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幌子下“共同致富”。政府不再属于人民,“亲商”替代了“亲民”。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了嘉禾县政府变成了“权为商所用、情为商所系、利为商所谋”。“执政为商”替代了“执政为民”。

在对比了苏州与嘉禾的“亲商”政府之后,我们不得不质疑什么是“亲商”政府?我们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党和政府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以经济绩效为代表的政绩成为执政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然而,政府的职能是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护社会基本的公平公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政府是全能的政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的政府 “越位”与“缺位”又无处不在。政绩合法性促使各级政府更多关注经济统计数字的变化,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搞形象工程,而忽视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社会的公平公正,诸如: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环境污染严重等。

应该知道,经济增长是有周期性和时效性的。比如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取得经济连续多年快速增长之后,其效益已经开始递减。因此,我国正在采取措施防止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实施比较温和的(中性)财政政策。当经济增长放慢时,特别是当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贫富差距时,政绩合法性基础就会受到严重挑战。很多调查都表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正迅速从一个平均主义的国家发展到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国家。20%的富人掌握80%的财富,基尼系数临近国际公认警戒线。大多数老百姓对贫富差距过大不满,不公平感强烈,认为相当暴富阶层致富不当。如果这种情况长期持续就可能出现由不公平感而导致行为失范,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效应。这就是我国正逐渐显露出来“政绩困境”。在这个时候,必须针对经济社会秩序的变动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通过维护社会公正和加强民主法治,来解决“政绩困境”,不仅仅要重视经济效益,更要重视亲民爱民,建立“亲民”政府,寓“商”于“民”,在“执政为民”的基础上把二者的利益统一起来。

广义地说,“商”是“民”中的一部分,亦属于“民”的范畴。而在某些地方如嘉禾政府看来,“商”与“民”就完全不一样了。“民”是指无权无势无钱的普通百姓,“商”是指有钱的,前者是极大多数,后者是极少数,两者的利益是对立的,因而在他们心目中,“亲商”和“亲民”也是对立的,他们愿做“亲商”政府而不愿做“亲民”政府。事实上,“亲商”可以,但决不能“弃民亲商”,更不能“损民亲商”。苏州政府在做一个“亲商”政府的同时,始终不忘“亲民”。在率先发展中,始终贯彻“以人为本、富民优先”的执政理念,实施富民工程:一是加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二是切实抓好就业再就业工作;三是把致富农民作为富民工程的重中之重。在加快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苏州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强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保持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苏州政府的目标不仅是要建设一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更是要建立一个“文明苏州” 、“法治苏州” 、“平安苏州”。“亲商”政府与“亲民”政府,在苏州得到了有机统一。


近几年来,纵观中央政府,提出五个统筹的新发展观;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颁布实施行政许可法,体现出民主政治上的巨大进步。从2002年朱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到2003年春夏之交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共抗SARS疫情、“孙志刚事件”引发废止原收容遣送办法,再到今年年初温家宝总理亲笔批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极大关注,对嘉禾、沈阳暴力拆迁事件,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的严肃处理;……许许多多鲜活生动的事例,无不体现出“亲民”政府的形象。 “亲商”是政府在职能范围之内的依法行政,不是我们政府的终极目标。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理应为人民服务,给普通老百姓以更多的人文关怀,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因此,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应该随着我国新的发展观,由注重经济效益转向维护和提高社会公平公正,最终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
在苏州,我们时刻感受到世界经济脉搏最生动的跳跃;在苏州,我们亲眼目睹了亲民爱民政府的执政为民。苏州在古老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完美结合中,正实践着“亲商”政府和“亲民”政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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